通关，香港的自赎之路
香港大中华通讯社讯| 【记者 爱钦】
（本文将给出通关日期的一个预测）
北京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正如常举行。
三天前，谭耀宗接到国家防疫部门通知，不予批准参加。这名来自香港的全国人大常委及另外3名香港代表，最终还是缺席了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。
香港坊间觉得，这是一个信号。
苦等了600余天，香港市民本已看到通关的希望。
10月7日之前，本地疫情个案连续51天“清零”；而9月26日，特区政府已就通关问题与中央有关部门对接。按照计划，第二次对接会议也在筹备中。
“通关在望！”市民这么想，并相信这次会是真的。
10月7日，一宗新的病例出现了。
历史重演，关于通关的讨论又被打回原点。
失望，在香港社会，再泛起。
将近两年了，两地“断流”，人回不去，经济循环不起来，市民原来畅行两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被动修改........社会上，被囿于一城的苦闷情绪，无时不在滋长，无人不以为沉重。
市民每回一次内地，就要在内地隔离21天，回来又要居家隔离。内地，近在咫尺，远在天涯。
钟永喜，香港贸发局华东华中首席代表。自2020年年初“封关”开始，来回沪港3次，做了20多次核酸检测，被隔离的时间长达4个多月。
“通关，咋这么难呢？”人们都在问。
这一问，关乎市民的生活，关乎商人的生计，甚至关系香港未来的生存与发展。
9月初，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《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》发布；10月初，本届特区政府第五份施政报告提出，建设“北部都会区”，与深圳携手打造“双城三圈”。通关都做不到，香港何以把握国家战略机遇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落地实施其发展建设规划？
可这问题，又该问给谁呢？
疫情防控，国之大者，港之大者。
在《一场香港治理的“公开考”》一文中，靖海侯曾指出，当前香港正进行的斗争，有两场，一场关乎国家主权、安全与发展，一场关乎市民生命、生活与幸福，一场从胜利走向胜利，一场在反复中反复。
2020年11月6日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见特首林郑月娥时说：“希望香港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.......”
香港的这头等大事，让市民灼心，让中央挂怀。
10月4日，中评社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发布数据报告：香港舆情热点显示，在与内地停止正常通关600多天之后，与内地通关已成为香港最大的民意。
民意即民心，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。
能不能通关，能不能尽快通关，已经是检验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的重要指标，评价其当下治理水平的关键指标。
18日，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立法会上表示，香港与内地通关是头等大事，双方都很积极。当局不会“偷懒”，会尽一切努力去做。
问题是：1.积极且没有“偷懒”，何以疫情不灭？2.会尽一切努力，是否用尽了“一切的办法”？
内地不放心，无疑只是两地不能通关的表层原因。
8月17日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每周二例行会见传媒时说：
“过去两年多，经过‘黑暴’和国安法，整个香港上了很深刻的一课，包括特区政府和我本人。”
止暴制乱是深刻的一课，防控疫情何尝不是深刻的一课。
从公开表示不接受全民检测，到试行开展全民检测，从拒绝效仿内地施行封区管理，到签发第一张“禁足令”，从开始到现在，在疫情防控上，特区政府逐步向内地做法靠近，却又始终瞻前顾后、患得患失、若即若离。
市民要通关，内地要安全，香港还在要“特色”。
近日，香港社会就推出“健康码”（通关码）展开讨论。林郑月娥表示，特区政府将会向内地专家反馈意见，包括“健康码”只用于通关、自愿安装、无记名追踪功能，希望免检疫回内地的市民，必须提交过去一段日子的行程、住址等资料。
因所谓隐私资料，不具精准的追踪功能；因所谓自由选择，让市民自行申报行程。如此有“特色”的健康码，可以管控疫情吗？
思维的惯性，路径的依赖，社会舆论的掣肘，事事处处“思虑过盛、顾忌太多”，让特区政府总有踯躅和迷茫，总是少了一些果断和坚毅。
这不是尽一切努力。
通关是两方面的事，不可能“一厢情愿”。
实现通关的条件，无非有6：
1.香港疫情可控；
2.内地疫情可控；
3.两地防疫标准一致；
4.两地防疫举措同步；
5.两地防疫过程相通；
6.两地有对疫情共同的识别、判定和溯源能力。
很明显，一个被“阉割”了的“健康码”，不足以达到上面的要求。
曾国卫说，希望双方（两地）在防疫抗疫上进一步拉近双方做法。
“拉近”解决不了通关的问题，能解决通关问题的只能是“一致”。
走向通关的路径，已经很清晰。
抄作业。
疫情防控，又岂止是疫情防控。
疫情防控于香港，不只是一项具体的民生工作；于特区政府官员，不只是一项具体的治理动作。它涉及香港的全局和整体利益，涉及两地的经济社会合作，涉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，更涉及中央对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的评价。
通关问题，所折射和映照的，其实就是香港要秉持的管治理念问题，要选择的治理模式问题，要走向的发展路径问题，要不要在“一国两制”框架内守正创新的问题。
造成通关屏障的，正是思想的屏障。
这些思想屏障，仍广泛且深刻地存在于不少特区管治者的头脑中：
1.“高度自治”的边界感过剩。对涉及特区社会民生事务的议题，总是自觉与内地各方保持距离，害怕自己“过界”，防范他人“越界”。
2.香港“一制”的防范心太重。认清了“一国”为本的问题，但固守“两制”先行的观念，固执地认为“一国”和“两制”存在内生矛盾和冲突，遇到问题时总以“两制”审视“一国”，拿本地法律当“挡箭牌”，强调香港的“特殊性”。
3.传统体制的优越感过强。深刻认同港英政府传承下来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模式，迷信西方价值观念和标准体系，常以欧美国家为参照系，仰视西方，漠视内地，对改革发展感到焦虑。
坚持“高度自治”，却是画地为牢；坚持“一国”之本，却是“两制”先行。特区管治者所存在的“情感障碍”和“认知失调”问题，影响着其谋求改革发展的意志，羁绊着其推动改革发展的步伐。
疫情防控上如此，其他很多事项也是如此。
靖海侯早前曾指出，疫情防控于香港，是要被动承担的工作，也可以成为一场“社会实验”，一个在治理香港上摆脱思维惯性、理念束缚、路径依赖的大好机遇。
“一国两制”下的香港，有独特制度优势，其独特不能只理解为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，还在于可以整合两地制度各自优势的独特。以人之长、补己之短，国家所需、香港所长，不融汇不足以融合，不整合各自优势不足以整合各方力量。在熵增的规律下，香港要保持活力和竞争力，必须尽最大可能借鉴吸收一切外部的积极因素，才能让其独特的制度有动能、可持续、得生长。
疫情防控，正是一场香港治理的“实验”。而如果特区不在疫情防控中完成这样的“实验”，今后香港若遭遇如疫情一样更大的危机，香港不会有新机、不会开新局、不会实现新跨越。
19日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评价香港社会关于“健康码”的争议时说，“爷孙两人谁骑驴，干路人甲路人乙什么事？不好阻住整个地球转，将简单事情复杂化。”
解决“健康码”的问题，再简单不过了：
1.要去内地，就得安装“健康码”，不安装，可以不去；
2.要安装“健康码”，就得接受被追踪被记录，不接受也可以不用安装；
3.不安装“健康码”的，继续适用原有隔离政策。
本质上，“健康码”是公共卫生管理工具，防范的是个人风险更是群体性、区域性和趋势性风险，其功能不只是面向个人的。
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？
一场危机，危中有机。特区政府要证明自己有行政主导的能力，在危机中育新机、在变局中开新局，救市民和香港于疫情之水火。
唯有改革，唯有创新，唯有放下思想的包袱。
防控疫情如此，破解香港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亦如此。这正是香港要走的“自赎”之路。
也会因为如此，市民希求的通关之路将不再漫长。
从现在就全面对接内地防控举措开始，通关就在明年的三四月，一树一树花开的日子。
（本文将给出通关日期的一个预测）
一
北京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正如常举行。
三天前，谭耀宗接到国家防疫部门通知，不予批准参加。这名来自香港的全国人大常委及另外3名香港代表，最终还是缺席了本次全国人大常委会。
香港坊间觉得，这是一个信号。
二
苦等了600余天，香港市民本已看到通关的希望。
10月7日之前，本地疫情个案连续51天“清零”；而9月26日，特区政府已就通关问题与中央有关部门对接。按照计划，第二次对接会议也在筹备中。
“通关在望！”市民这么想，并相信这次会是真的。
10月7日，一宗新的病例出现了。
历史重演，关于通关的讨论又被打回原点。
失望，在香港社会，再泛起。
三
通关，是个大问题。将近两年了，两地“断流”，人回不去，经济循环不起来，市民原来畅行两地的工作和生活模式被动修改........社会上，被囿于一城的苦闷情绪，无时不在滋长，无人不以为沉重。
市民每回一次内地，就要在内地隔离21天，回来又要居家隔离。内地，近在咫尺，远在天涯。
钟永喜，香港贸发局华东华中首席代表。自2020年年初“封关”开始，来回沪港3次，做了20多次核酸检测，被隔离的时间长达4个多月。
“通关，咋这么难呢？”人们都在问。
这一问，关乎市民的生活，关乎商人的生计，甚至关系香港未来的生存与发展。
9月初，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》《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》发布；10月初，本届特区政府第五份施政报告提出，建设“北部都会区”，与深圳携手打造“双城三圈”。通关都做不到，香港何以把握国家战略机遇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，落地实施其发展建设规划？
可这问题，又该问给谁呢？
四
疫情防控，国之大者，港之大者。
在《一场香港治理的“公开考”》一文中，靖海侯曾指出，当前香港正进行的斗争，有两场，一场关乎国家主权、安全与发展，一场关乎市民生命、生活与幸福，一场从胜利走向胜利，一场在反复中反复。
2020年11月6日，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见特首林郑月娥时说：“希望香港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.......”
香港的这头等大事，让市民灼心，让中央挂怀。
10月4日，中评社中评智库大数据中心发布数据报告：香港舆情热点显示，在与内地停止正常通关600多天之后，与内地通关已成为香港最大的民意。
民意即民心，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。
能不能通关，能不能尽快通关，已经是检验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的重要指标，评价其当下治理水平的关键指标。
五
通关而不能，原因很简单。18日，特区政府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在立法会上表示，香港与内地通关是头等大事，双方都很积极。当局不会“偷懒”，会尽一切努力去做。
问题是：1.积极且没有“偷懒”，何以疫情不灭？2.会尽一切努力，是否用尽了“一切的办法”？
内地不放心，无疑只是两地不能通关的表层原因。
8月17日，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每周二例行会见传媒时说：
“过去两年多，经过‘黑暴’和国安法，整个香港上了很深刻的一课，包括特区政府和我本人。”
止暴制乱是深刻的一课，防控疫情何尝不是深刻的一课。
从公开表示不接受全民检测，到试行开展全民检测，从拒绝效仿内地施行封区管理，到签发第一张“禁足令”，从开始到现在，在疫情防控上，特区政府逐步向内地做法靠近，却又始终瞻前顾后、患得患失、若即若离。
市民要通关，内地要安全，香港还在要“特色”。
近日，香港社会就推出“健康码”（通关码）展开讨论。林郑月娥表示，特区政府将会向内地专家反馈意见，包括“健康码”只用于通关、自愿安装、无记名追踪功能，希望免检疫回内地的市民，必须提交过去一段日子的行程、住址等资料。
因所谓隐私资料，不具精准的追踪功能；因所谓自由选择，让市民自行申报行程。如此有“特色”的健康码，可以管控疫情吗？
思维的惯性，路径的依赖，社会舆论的掣肘，事事处处“思虑过盛、顾忌太多”，让特区政府总有踯躅和迷茫，总是少了一些果断和坚毅。
这不是尽一切努力。
六
实现通关的不二法门，就是全面对接内地防疫做法。通关是两方面的事，不可能“一厢情愿”。
实现通关的条件，无非有6：
1.香港疫情可控；
2.内地疫情可控；
3.两地防疫标准一致；
4.两地防疫举措同步；
5.两地防疫过程相通；
6.两地有对疫情共同的识别、判定和溯源能力。
很明显，一个被“阉割”了的“健康码”，不足以达到上面的要求。
曾国卫说，希望双方（两地）在防疫抗疫上进一步拉近双方做法。
“拉近”解决不了通关的问题，能解决通关问题的只能是“一致”。
走向通关的路径，已经很清晰。
抄作业。
七
疫情防控，又岂止是疫情防控。
疫情防控于香港，不只是一项具体的民生工作；于特区政府官员，不只是一项具体的治理动作。它涉及香港的全局和整体利益，涉及两地的经济社会合作，涉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、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，更涉及中央对特区政府管治能力的评价。
通关问题，所折射和映照的，其实就是香港要秉持的管治理念问题，要选择的治理模式问题，要走向的发展路径问题，要不要在“一国两制”框架内守正创新的问题。
造成通关屏障的，正是思想的屏障。
这些思想屏障，仍广泛且深刻地存在于不少特区管治者的头脑中：
1.“高度自治”的边界感过剩。对涉及特区社会民生事务的议题，总是自觉与内地各方保持距离，害怕自己“过界”，防范他人“越界”。
2.香港“一制”的防范心太重。认清了“一国”为本的问题，但固守“两制”先行的观念，固执地认为“一国”和“两制”存在内生矛盾和冲突，遇到问题时总以“两制”审视“一国”，拿本地法律当“挡箭牌”，强调香港的“特殊性”。
3.传统体制的优越感过强。深刻认同港英政府传承下来的制度框架和治理模式，迷信西方价值观念和标准体系，常以欧美国家为参照系，仰视西方，漠视内地，对改革发展感到焦虑。
坚持“高度自治”，却是画地为牢；坚持“一国”之本，却是“两制”先行。特区管治者所存在的“情感障碍”和“认知失调”问题，影响着其谋求改革发展的意志，羁绊着其推动改革发展的步伐。
疫情防控上如此，其他很多事项也是如此。
靖海侯早前曾指出，疫情防控于香港，是要被动承担的工作，也可以成为一场“社会实验”，一个在治理香港上摆脱思维惯性、理念束缚、路径依赖的大好机遇。
“一国两制”下的香港，有独特制度优势，其独特不能只理解为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，还在于可以整合两地制度各自优势的独特。以人之长、补己之短，国家所需、香港所长，不融汇不足以融合，不整合各自优势不足以整合各方力量。在熵增的规律下，香港要保持活力和竞争力，必须尽最大可能借鉴吸收一切外部的积极因素，才能让其独特的制度有动能、可持续、得生长。
疫情防控，正是一场香港治理的“实验”。而如果特区不在疫情防控中完成这样的“实验”，今后香港若遭遇如疫情一样更大的危机，香港不会有新机、不会开新局、不会实现新跨越。
八
19日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评价香港社会关于“健康码”的争议时说，“爷孙两人谁骑驴，干路人甲路人乙什么事？不好阻住整个地球转，将简单事情复杂化。”
解决“健康码”的问题，再简单不过了：
1.要去内地，就得安装“健康码”，不安装，可以不去；
2.要安装“健康码”，就得接受被追踪被记录，不接受也可以不用安装；
3.不安装“健康码”的，继续适用原有隔离政策。
本质上，“健康码”是公共卫生管理工具，防范的是个人风险更是群体性、区域性和趋势性风险，其功能不只是面向个人的。
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？
九
1月11日，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说，“理念是行动的先导，......发展理念是否对头，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。”一场危机，危中有机。特区政府要证明自己有行政主导的能力，在危机中育新机、在变局中开新局，救市民和香港于疫情之水火。
唯有改革，唯有创新，唯有放下思想的包袱。
防控疫情如此，破解香港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亦如此。这正是香港要走的“自赎”之路。
也会因为如此，市民希求的通关之路将不再漫长。
从现在就全面对接内地防控举措开始，通关就在明年的三四月，一树一树花开的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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